【摘要】

在目前的投资研究行业之中，主要分为量化研究和基本面研究，二者本质上基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知论的理念并因此产生了对于问题研究方法的区别。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去看待经济、金融研究才能全面而科学地对具体问题进行考察，并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派

权益标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性及信息获取的有限性，决定了其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宽广性和深刻性要求。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在给定时间并不是那么急促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去了解我们工作所作用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我们和这些作用对象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出手只会败多胜少。

权益研究工作亦是如此，在我们对权益研究工作本身所需要认知的内容了解不清的情况下，总是急于在市场上一展身手，或者寄希望于单纯地从市场实践中来学习权益投资的真谛，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权益研究的工作，我们应该将其放到社会生活的角度，当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来做。而对于社会科学命题的研究方法，从业界的实践和学界的理论来看，目前大概是有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第一种方法遵循“实证主义”，在权益研究领域大致归结到“量的方法”，对应于目前业界的量化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自然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实证主义”为其滥觞，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剧烈冲击的证明，其代表人物是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涂尔干）。

在对研究对象认知的上面，该研究范式认为对象都是客观的、独立的，研究的结果是可以演绎的，研究活动的结果与研究者个人的认知和主观想法无关，现实是可以完全被认知的（本体论）。

具体到实践中，他们普遍认为研究的问题都是可以被数字化和量化的，或者说他们只专注于对可以量化和数字化的研究内容开展工作(陈向明，2000)；在认知论层面，其整体秉持客观主义的思维模式，即人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知识积累和主观认知不会对认知结果造成影响，认为社会科学的现象只是一种单纯“自然规律”的表现，特别崇尚以简化后的抽象数学模型来认知问题；

在具体实践和方法论层面，则推崇量化的方法，关注历史的复现和对假设的实证。实证主义坚持存在“普遍法则”，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恒定性,如此关系具有可复制性(何雪松，2005)。

对于金融行业，这种研究方法在技术分析流派兴起之时就已经开始产生。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市场行为包容消化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及历史会重演，无不体现着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当在业界流行的量化模型研究，都是这种研究范式的表现。

第二类方法则以“建构主义”为基础，通过“质的研究(质性研究)”开展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该方法一般称为“质性研究”。这种反实证主义方法论非常强调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它反对实证主义力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做法，强调对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个别人物和人别时期的认识，反对实证主义将本质上形形色色的现象归结为简单的要素和规律的倾向，而着眼于对综合的概括作要素的分析（周晓虹，2011）。

在金融研究领域，基本面研究应该是作为与之对应的一种研究方式，虽然目前许多的研究成果并未体现这一点。简单来说，该研究方法在强调认知世界的过程和结果是受到人的主观认识影响的同时，特别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知理念，认为任何问题都是处于某一个受到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影响的具体环境之中的，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解释，而不是套用简单的模型进行演绎；

此外，因不同研究者主观观念的不同（知识积累、认知水平、思维角度和深度的不同），研究结果对于相同现象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北大的著名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以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是标准的质性研究范式的产物。

从具体的实际实行状况来看，就如同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研究受到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冲击一样，目前金融业界的基本面研究受到自然科学认识方法的影响较大，许多机构在进行基本面研究的过程中并未积极实践质的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其从业者整体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还未能使得其自身认识到质的研究的重要性和本质所在。

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学发展的近况来讲，学界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广义的“量化研究”的范畴----设置若干假设，提供一个数学解释模型，然后从一些历史数据上去进行验证。

退一步讲，它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局部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对于问题的随意简化使得其一方面在对问题本质和长期理解上，是不够详尽和精细的，这一结论我们将在后文的论述中得出；另一方面，在对相关的结果进行应用时，因为其较强的假设前提，相对而言是缺少具体的指导价值的。

权益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时研究对权益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因素，其本质内容是作为认知主体的研究员对作为认知客体的研究问题进行详尽探究和考察的过程，故而在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前，我们应该对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特征进行详细了解。

权益研究工作中的客体（研究对象）

(一)客体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研究工作的客体即被研究的问题，在权益研究领域乃至社会学领域，其本身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权益研究的社会学本质，进一步来源于人类所生活的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实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

例如，某一资本品的价格上涨是受到国际关系、内部宏观经济政策、行业产业链变化、微观企业的运营甚至核心管理者的个人偏好等等因素的影响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金融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它和社会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处于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这是其复杂性的来源。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了能够彻底地研究它，所需涉及领域绝对不能仅仅是问题本身所在那一个领域。试想我们要对一个经济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了解，势必是需要了解到关于问题的方方面面的信息的。

这其中就不单单是经济学所谓的资源分配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诸如问题中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所处的组织结构，相互之间的利益勾连，他们所处于物质环境、文化环境，政治架构以及问题的历史沿革等等，这些内容不仅仅是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知识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这是一种的“全部归因法”，是一种以全面视角对问题进行审视的方法。

当下全世界知识学习体系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问题时有天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一叶蔽目，不见泰山。这种倾向可以说部分是由目前不厌详尽的学科分类造成的。

单就社会科学来说，其中的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其实都是整个实际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面对的社会科学命题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将他们分门别类，固然是因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在面对具体的社会科学命题时也被这种学科分类的潜意识所影响，固守自己所在的一亩三分地，不能跳脱出来，从心理、历史、人文、利益阶层博弈、社会治理等等方面进行现实的、多方位的思考，那我们的认知就是浮于表面的，是没有接近所研究问题本质的，从而也就无从谈起对问题的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了。

现实社会中的事例证明，就算是某个具体领域里面的专业人士，也会无法认识这种复杂性而犯“知见障“的毛病。某知名大学的网红经济学教授，在一档网络综艺及目中声称，可以通过提高春节火车票价格的方法来杜绝黄牛现象。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这就是典型的拿着书本中的简单价格模型对具体的社会科学命题进行生搬硬套的行为。

春节火车票是什么样的商品？它和一般的火车票承担的社会功能是否一样？另外，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生活地位，以及因为这种社会生活地位造成的不能回家过春节带来的潜在社会不稳定、进城人员滞留城市过春节的困难性等等因素，都决定了春节火车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价值，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时需要从整个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去进行思考，牵涉到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一个学科的内容，他可能包括城市治理、交通运输，社会转移支付等等方面。

经过上述具体问题的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为了杜绝黄牛而以巨大的社会利益为代价的方案是不会被施行的，从而这种所谓的建议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一般的经济学教材并不会阐述上述这些现实的问题。

它们在对现实问题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简化时，考虑的可能是初学者理解的简易性或者核心模型叙述的方便性，或者说，他们可能认为那些被砍掉的假设后面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但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优美假设成立的，这些问题往往是具体的、是现实主义的、是纷繁复杂的。它们牵涉到的领域也不仅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本身。我们如果固执地使用自己熟悉某一个领域的那种常用的一套随意简化的方法去看待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研究结果的。

另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

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从战争研究和权益研究的本质上讲，二者的区别其实不大，都是需要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研究问题并进行决策，粟裕的这段话也充分说明了客体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和因此而产生的复杂性，这对我们的工作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二)客体主要影响因子的变化性

为什么要以全面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审视？问题固然是复杂的，我们抓住主要矛盾不就可以了么？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也有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像物理学研究那样，不需要一开始就把问题搞得那样复杂，只需要抓住主要的因子进行归因分析就可以了。

比如说，研究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摩擦力不存在，其研究结果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中依葫芦画瓢，把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忽略或者剔除掉，研究过程不就变得简易了么？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基本逻辑并且无可厚非的研究方法（量化的方法）。

但是经济/金融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命题的特点就在于，固然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因子很多，但更关键的是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影响因子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个月影响某标的股价的主要因素可能可以归结到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和管理层结构的改革，这个月影响股价的主要因素可能变成了行业政策的变化。

类比到物理学就是，昨天还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摩擦力，如果今天空气密度突然变得很大，其影响力能变得和重力差不多大小了，很明显我们不能按照昨天的物理模型来指导今天的实践了。也就是说，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命题所在环境的变化是经常发生的，而非相对稳定，这就导致了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性。

不仅在经济/金融学科内，在别的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哲学的体现。比如说战争指挥这种任务，就是一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随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科学命题的研究和实践。

如前文《粟裕回忆录》中的“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而《孙子兵法》的最终结论是：“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到了近代，毛泽东将这个基本原理在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那就是著名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断。可以说这也暗合了学术界后期发展出来的对于“质性研究”研究范式的探讨结论。

所以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研究客体除了具有影响因子的多样性之外，还存在着主要影响因子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性质。可以说这也是许多量化研究成果仅在短期内有效的根本原因：许多模型在实证主义范式上的有效性表明其曾经抓住过主要影响因子，但是这些影响因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蜕变为非主要影响因子，于是模型本身也就随之失效了。

(三)客体影响因子信息获取的有限性

对于认知的客体进一步讨论，我们还要涉及到一个类似“本体论”的问题。面对所有那些需要被认知的对象，我们对其进行调查和信息搜集，究竟能探测到他的多少信息？从自然科学角度举例，人类只能看到可见光，即一定频率范围之内的电磁波；只能听到一定频率之内的声音（20-20000Hz）。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世界本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只是这个世界所发出信息的一部分而已。类比到社会科学的认知活动中亦是如此，“罗生门”是我们经常听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基于此我们所做田野调查形成的初始资料反映的关于事实真相的信息也都是带有角度局限性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调查一个问题时，从不同的角度所能了解的信息只是这个问题所涉及到信息的一部分，没有人能了解到问题的全部信息。

于是，从一方面来说，量化方法所谓的完全依靠能够数量化的信息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只是某种管中窥豹，其形成的具体投资策略多是一种短期有效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在得到经我们尽力调查得到的关于待研究问题的信息后（假设它是一个经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大的一个信息集合），我们在进行整体推断的时候，还需要经由研究主体基于这个不完美信息集合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和阐释，以达到最终的结论。

在以上这个过程中，我们若是能从不同方面搜集问题的信息、并利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信息和推理信息，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会越接近真相。

(四)关于“精确的错误”和“模糊的正确”

“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这句因为巴菲特而广为流传，也一直被一些研究机构所推崇。实际上这句话更早的时候被JohnMaynardKeynes说过，而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及和逻辑学家CarvethRead原创。

经过前文的讨论，我们现在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得益于信息科技的普及和统计技术的提升，我们现在面对社会科学命题时，会得到很多明确的信息甚至是信息的统计数据。

而我们在做最终决策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给有统计数据（销售数据，财务数据等等）的或者确切的那些因素更高的权重，而那些难以有统计数据的、战略层面的难以获取的或因其深刻性而难以察觉的因素就被我们轻视甚至是忽略了，而往往这些因素代表的是更广泛领域对标的的影响，它可能涉及到诸如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如瑞信咖啡的故事在美国能讲通）、消费者的年龄结构、消费的主要场景、社会治理决策等等方面，不一而足。

这些因素可能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所以没有精确性，但是对于决策却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搞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基本面研究决策（例如一个具体的估值），这大概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只是我们基于有统计数据的、确切到近乎肤浅的影响因素集合弄出来的一个决策，这个集合距离我们要求的尽可能大的信息集合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个决策本质上是在孤立、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没有实际的参考价值。我们得出来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往往是比较模糊的战略性质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是在系统地、整体地、广泛联系地认知和研究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

权益研究工作的主体（研究员）

基于上文对于认知客体的阐述，我们就可以阐述对认知主体的基础要求了。

(一)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宽广性要求

为什么需要强调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宽广性？因为认知客体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复杂的事物，自然需要广阔的知识储备才能胜任对其的研究工作。

首先我们认为，在一般的认知活动中，各个不同的研究主体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是不尽相同的。这种认知水平由研究主体（研究者）历史积累的知识和思考组成。每个人的知识积累的领域不同、所作的思考不同，其形成的最终认知禀赋自然不同。但是我们需要力求这种认识禀赋在学科领域上的宽广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和认知客体特性相契合，以达到充分认知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产业分工和学界知识总量的爆炸，使得无论是从学术知识对接社会生产时的有效转换上考虑，还是从学术界自己进行学科分类以提高研究效率考虑，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进行不厌详尽的学科分类已经是蔚然成风。这极大地束缚住了从事以金融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思路和眼界，可以说造成了一种先天的知识储备不足。

在具体的实务之中，卖方研究所的相关行业研究团队倾向于招收有相关行业从业经历的人员充当研究员，这些人固然在相关行业的具体知识上了解地更深刻一些，但是对于相关行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中的影响，其与其他行业和国家战略等等之间的关系，则不会有很深的见解。这对做出最终结论而言，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前提。这也导致了市场上的许多卖方研报科普内容居多，而罕见某些深刻洞见内容。

所以，对于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是不应该存在的。研究人员对于与问题有关的方方面面内容和领域都应该有所了解和认知，而不是单单局限在所研究问题代表的那个学科或者领域中打转。只有博文广知，才能发现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种种联系，才能最终推导出准确的结论。

正如凯恩斯对于合格经济学家的评价所说的：“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二)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深刻性要求

为什么要求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深刻性？因为研究客体的主要影响因子的变化性以及客体影响因子信息获取的有限性：前者要求研究主体具有随时随地把握住研究客体主要影响因子的能力，后者则要求研究主体在获取了相对不全面的信息情况下，基于自身的深刻逻辑推导和认知，推断出缺失的信息并作出判断决策。这两方面都是对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深刻性要求。

一个拥有许多领域知识但是其中却没有自己的思考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两脚书橱”，其肚中的知识是没有经过消化的，最终也不能为己所用。那种经思考、归纳和提炼所得的深刻性东西，可以说一种社会科学现象的一般基础思维逻辑框架或理论框架，可以应用于许多的研究场景。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近乎“哲学”性质的深刻性要求，和前文所述的认知禀赋的宽广性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平时我们可能会批评一个人的认知“博而不专”，这只是一种基于高度分工化社会环境的定势思维。我们说，认知的深度可以促进认知的广度，认知的广度亦可以促进认知的深度。

一般而言，我们在某个领域进行深刻的学习和探索之后，我们会遇到一些瓶颈，当我们将目光暂时地离开该领域，通过对别的领域的知识进行学习，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原来瓶颈问题的认知有了新的突破，冲破了某种“知见障”。这就是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认知的广度可以促进认知的深度；

另一方面，当我们对一个领域类的认知做到了相当深刻的地步，那我们所认知到的可能就是跨越学科的、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基础规律，这对于我们学习新的领域的知识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说在理工科领域，数学水平精深的人往往学习不同的理工专业都会比较轻松；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能力扎实的人学习人文社科内容也可以做到迅速上手，即所谓的“一通百通”。

这些都是认知的深度促进认知的广度的例子。故而，一个人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性，并不是某种绝对矛盾的东西。世间的知识应是一个整体，人为地将其分门别类并且规定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恰当的做法。

(三)不同研究范式对研究主体认知禀赋的要求

研究主体的认知禀赋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的表现和要求是不同的。

在量化研究之中，我们把待研究问题的一些能够量化的因素提取出来并数字化，并且认为这些数字已经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依据已经发生的数据去构建模型，并且从历史和未来的实践中去检验模型的正确性。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员作为研究主体的主要工作是归纳和构建模型最后进行检验，所需具备的知识结构是其归纳和构建模型的能力。至于对问题更复杂的解释性阐述和综合经验性质的判断并不影响其研究结果。故而，在此研究范式之中，研究员本身的主观看法是不重要的，最终结果的形成也并不依赖于此。

基本面研究（质性研究）则不然，其对研究者有着比较高的要求。按照质性研究的标准去要求基本面研究的话，基于整体地、全面地、广泛联系的研究态度，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搜集到更全面、更广泛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量化还是非量化的。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是需要将这些信息进行理解和加工，以能够完全阐释现象的发生原因并进行预测。

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信息的理解和加工。因为我们的信息不完全是量化或者标准化的，从而试图以数学或统计学的方式去处理信息注定是低效甚至无用的。于是对于作为认知主体的研究员而言，面对这些放在眼前的信息，应当做出什么样的联想、推理和判断？显然，不同研究员认知的不同深度和广度会对相同信息做出不同的处理。这种深度和广度由研究者历史知识积累和对知识的加工思考共同造就。

例如，一个从事过汽车行业的研究者去研究汽车行业，他的基础理学和工科素养造就其对汽车本身的较深理解，但是其较欠缺的社会学、经济学知识会形成其对汽车行业社会学性质的较弱的理解。对于做投资决策而言，后者很明显是一种劣势。由此亦可以知道，研究主体的具体的认知能力在基本面研究领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个兼具认知深度和认知广度的要求。对于社会科学一般基础命题的理解和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广闻博知，是对一个基本面研究者的基础要求。

如何做好权益研究

鉴于量化研究的工作近乎于实证研究，其研究模式较为清晰和单一，且对研究员而言，其入门时需要掌握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知识都有明确的要求，故而此处不针对其做阐述。下文内容主要针对基本面研究（质性研究）。

(一)充分获得信息--扎实做好调查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工作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命题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调查？第一，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对象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不调查，就没有办法获取对这种复杂性的具体认知。更不要说就算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进行调查，获得的也只是关于问题的一部分信息而已；第二，只有通过调查，才能弥补研究者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鸿沟，帮助研究者更好的感觉研究对象，理解研究对象。

部分研究员喜欢在办公室里面看报表，弄数据，至于实地考察，最多也就是和董秘聊天，大概总是寄希望问道什么稀缺消息，然后就着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侃侃而谈，洋洋洒洒地完成报告，而对于从业者访谈、下车间观察实际生产这种接地气的考察和调研工作不屑一顾。

这种研究工作注定是流于表面而无法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的。在尽可能多的信息基础上做出研究结果或者决策已经是很艰难的事情了，如若连基础的信息获取工作、调查工作都不做好，那无异于做着“无米之炊”。田野调查等实地调研的工作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在实际情况中，连拥有许多智库作为研究参考的中央决策层，都是需要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考察的，这一点需要我们去学习。

当下是信息社会，在很多人的眼中似乎依靠互联网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信息以用于决策，这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命题的认知不清。需要知道的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并不都是具有一般普遍特征的信息，那些只是适合于互联网传播的信息。或者简化地说，一个信息传播并沉淀过程的完成，一方面需要信息发布者发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信息潜在受众接受并认可信息，并形成新的传播行为。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大都是符合传播学定律的信息内容--哗众取宠的花边新闻，明星的绯闻轶事等等。

对于大众而言，越是远离生活、具有专业性质的东西，其接受的可能新越小，于是互联网上“劣币驱逐良币”，具有某些专业性质的、核心价值的东西是占少数的。

所以，我们做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的工作是十分之必要的，例如那些产业工人对于行业的认知，经销商对于企业历史的了解，都是互联网和专业软件上没有的。甚至许多的重要信息，需要类似私家侦探的信息挖掘能力。例如，董事长的儿子今年毕业了没有？是不是在外面开了什么公司？上市公司有没有对其进行利益输送等等。

(二)解决复杂性--提高研究者的认知广度、思维深度

研究者是研究工作的核心。如果说扎实做好调查工作是一种端正好态度就基本能干好的事情的话，提高研究者的认知广度和思维深度，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消灭一个肉体是简单的，改造一个灵魂是艰难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平时的一般的学识积累和思维的培养，应该是从平时的广泛阅读和深刻思考同时进行构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的《劝学》中名句的所言可以说是我们研究员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

研究工作不是一种在既定流程分工中的“螺丝钉”作用，它还需要研究员有充分的主观判断能力去构造正确的研究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从前文中所谓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能力的塑造。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但是也是研究员整体研究能力能否形成的关键所在。

研究员的洞察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的普遍提高，绝不仅仅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工作足够长的时间后就能自然形成的。养成广泛联系、深刻思考的习惯是从单纯行业研究员进阶到投资决策者的必要手段。

本报告由研究助理协助资料整理，由投资顾问撰写。（九方智投-投顾-程伟-登记编号A074061808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