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近年来迅速发展，它对生产力、资本乃至人类社会结构的重构，也超出了以往工业革命的推演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24日举行的“数智人文 创新生态”高端对话会上表示，AI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更迭，而是一种典型的“超级技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演变，到高校人文学科的现实冲击，再到涉及生存、分配与组织体制的治理深水区，人类现有的应对框架正在面临系统性考验。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这种技术对增长的影响路径，与这种超级技术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刘元春说。

他强调，理解AI的关键在于认清其颠覆性，“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理解AI这种超级技术。它可能引发的经济增长所体现的力度、时间的路径以及方式，是超越我们一般的技术概念的。”

这种对既有体系的冲击，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已显现出清晰的裂痕。刘元春提出，在大学体系内，“当AI世界到来之后，人文很多的专业是式微的”。但更深层的危机不仅在于学科的萎缩，更在于思考维度的错位：“大家对于人文的关注，往往埋怨于AI本身对人文的重塑与危害，那么对于人文本身主体价值和意义的这种升华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思考还是不够的。”

谈及近年来屡被提及的人工智能立法与治理话题，刘元春梳理了必须正视的几个底层思考。

首要的警惕，指向技术尽头处人类主体性的存亡。“第一个思考就是说，人工智能这种技术的尽头，它到底能不能够全面摆脱人类的主体控制，替代人类成为另外的一种意识和一种主体？”

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刘元春提及，多位科技大厂负责人已公开呼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管，核心原因就在于该技术若任其发展，“会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的一些影响”。他援引相关业界动态说，马斯克在近期视频中专门列举了关于ChatGPT-6的相关情况；对于非技术人员而言，必须正视这些行业核心人士发出的信号——“如果这些人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们人类整体对于这种技术未来所带来的破坏性，必须有系统的防范，必须对人工智能全面进行监管，建立安全网。”

治理第二层，是效率与公平。刘元春谈及7月13日的一封公开信，该信汇聚了近200位研究者及企业家，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公开信明确传递了三项核心共识：第一，本次AI技术与以往大不相同；第二，其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超越传统想象；第三，呼吁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管与防范机制。

刘元春观察到，伴随这两年技术的全面进步，许多原本对AI冲击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者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例如，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在近期的大量研究中提出，AI将对就业结构以及贫富分化造成影响。

“即使在技术层面上不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它也一定会对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带来冲击。”刘元春警示，对此，治理的关口必须大幅前移，治理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体系上面提前布局，应对AI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对传统体系造成的冲击。

他认为，治理第三层，是告别自发秩序，构筑科技向善的“主体底盘”。

刘元春说，从历史层面来看，任何一次大的技术革命一定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因如此，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演变成了治理的核心底盘。

人文层面的冲击、主体意义的重构以及主体价值的重述，不仅是寻求“科技向善”的关键路径，更是构筑防御技术风险的核心内核。他特别提到，顶尖的技术专家如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最终往往都会转向哲学等深层思考。

而AI不同于前三轮产业革命的技术特性，决定了人类无法被动等待系统自我修正。刘元春表示，整个社会在组织机制的宏观布局上必须打破“自发秩序能够自动实现软着陆”的想法。唯有主动进行体制层面的前瞻设计，才能使人类在充分享受AI带来的增长动力的同时，有效化解它可能带来的对主体意识与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