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将《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称之为“新三年行动”，以区别于2020—2022年的“老三年行动”，今年正是“新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

“新三年行动”中的一些提法，为当前电力央企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主要遵循。例如，“强化国企在能源、资源、粮食等重点领域布局，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以市场化方式推进整合重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等内容。

但记者注意到，在电力央企资产证券化的浪潮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上市公司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同一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等。

以国家电投旗下上市公司为例，上海电力原计划以17.7亿美元现金方式收购KE公司66.40%股份，这项资产购买计划可以追溯至2016年。不过，今年9月，公司宣布，鉴于交易对方始终未能达成交割先决条件及巴基斯坦营商环境变化，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同属国家电投的上海电力和吉电股份，从业务结构看，清洁能源业务的占比均不低，且均是全国布局，如何解决业务上潜在的竞争问题，受到外界关注。

中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驰告诉记者，当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是在国有资本运行模式现代化、央企市值管理、国企改革深化三重背景下发生的。从改革路径看，央企“做强做优做大”与“盘活存量资产”并重，对资产证券化有较强兴趣。此外，2025年为“新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本轮改革强调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提升、资产重组整合、上市公司平台建设。

为何电力央企资产证券化会在今年密集落地，此前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点?徐驰认为，首先是资产性质复杂。传统电力资产(尤其是火电、水电、核电)往往属于重资产，周期长、回报慢、政策电价约束强、资产负债率高、现金流稳定但增值潜力弱。这些特征使得这些资产注入或分拆到资本市场存在估值折扣和运作门槛。

其次，监管、审批体系与估值机制存在一定障碍。资产重组、注入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等资本运作涉及证监会、交易所、国资委等多家监管部门，流程较长、制度约束多。电力行业又受电价、电网、能源监管、环保等交叉影响，复杂性更高。

徐驰谈到的最后一点原因是盈利和估值匹配难，投资者更青睐成长性强、现金流可预期且可量化估值、增长空间大的资产。而电力传统资产虽价值稳定但成长性受限;新能源资产虽成长快但尚处于规模爬坡期，回报不确定，证券化时面临估值折扣或溢价难把握的问题。

能源结构转型遇上国企改革深化，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发展平台的强化。徐驰认为，下一步，电力央企应更关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扩产，包括风电、光伏、抽水蓄能、储能、氢能、氢电联产、核电扩容等。同时，电力央企近年来在海外电力、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增多，募资可用于海外并购、项目建设、运营平台搭建，以配合国家“走出去”战略。此外，还要重视数字化、服务化、电力+新型基础设施的融合。

“电力央企可将募资与国家‘双碳’战略、能源安全战略、现代电力系统建设结合起来，即‘新能源+储能+智慧电网+国际化’。同时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募集资金高效合规使用，防范投资回报不及预期、汇率波动及境外政策风险。”徐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