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上午，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接受了一次线上媒体访问，《红周刊》作为与会媒体，和邓晓峰就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情况，邓晓峰认为，经济正处于底部逐渐向上走的阶段，但企业被破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需要在未来几年慢慢消化。

以下为《红周刊》对话高毅资产邓晓峰部分：

《红周刊》：目前疫情在国外的蔓延趋势还并没有结束，美国、欧洲、日本等很多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释放了天量流动性，但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相对更克制。比较而言，您认为中国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甚至成为避风港吗？

邓晓峰：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去看。首先，主要发达国家有放水的能力，因为它们的货币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他们放水，短期之内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太大的通胀压力，也不会影响它们本身币值的稳定性。

就中国而言，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全球可自由兑换的储备货币，如果我们投放货币过多，更多地是要内部消化的，而不是全世界一起分担。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吸收了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没有采取大水漫灌而是针对性地注入流动性的做法。

另外，正如前面所说，中国还面临一些外部世界的质疑和新的摩擦压力。这和过去30年、40年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一样，这让中国在政策方面会更谨慎，很多政策需要慢慢观察、谨慎应对。

从资本市场来说，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次全球疫情深化造成的供应链的调整，中国一定会成为避风港。当然，即使这些情况发生了，大家也学会了接受现实。更具挑战性的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国家经济构成长期影响，对资本市场也是如此，这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

从我们的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应对疫情是相对成功的，国内的流动性相对封闭且充沛。除了一部分通过港股通流入国内市场的资金之外，我们的市场总体上是由内部流动性决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市场表现领先于全球其它市场。基本上创业板指数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好的指数，整个A股的表现跟纳斯达克相比，表现得都非常好。

通过这次疫情大家会发现，不管是经济的体量还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程度，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都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两个资本市场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最有机会的市场。但因为叠加了一些因素，中国会面临一些扰动和不利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一个有机会的市场，但并不是有明显的单边的、能够超越其他市场表现的市场。

《红周刊》：在美股市场上，资本市场较好的发挥了“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而从3月23日起上涨了近2个月，经济是否会像股市一样出现V形复苏？

邓晓峰：对这个问题我持有审慎的看法。美股这一轮的下跌非常猛烈，下跌幅度超过2008年，这与疫情以及石油导致市场出现恐慌和流动性的危机相关，已经出现金融危机的兆头，导致调整幅度非常大。但美联储的应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刺激政策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从时间维度，还是力度来看，都非常快，迅速消化了市场担心的流动性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只是转变成疫情对经济下行的影响。

所以，美股这一次的调整，市场本来以为是一场危机，但这个危机很快被消化掉，所以能有这样迅速的反弹。当然，反弹的过程我们也看到结构分化的过程。从行业的特点来看，美股5大科技龙头的贡献非常大，如果剔除这5大科技龙头，整个标普500的反弹就没有那么出色了。

这里面，资本市场也做了结构性的判断，比如受疫情影响小，甚至受益于疫情的行业，就迅速恢复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轮美国流动性的注入和政府财政的刺激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钱花下去，在资本市场的反馈是不均匀的。很多行业或公司可能只是稍微弥补一下损失，而受益方更多地集中在表现比较好的行业上，这是这一轮巨大的流动性注入之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反映。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经济的V形反转，我们更多的认为这是资本市场的V形反转，后续还需要看经济的恢复情况，而资本市场也会进入根据基本面重新定价、重新调整的阶段。

《红周刊》：新能源车产业链包括很多部分，例如，电池、整车、自动驾驶、通信(5G)等，您会在什么时点、选择主攻什么方向？

邓晓峰：我们首先看行业的成熟度和方向，汽车向电动化过渡已经逐渐成熟，而且产业链里除了整车企业之外，赢家已经逐渐出来。而且这些赢家从头开始面向全球市场，为全球的供应链服务，这是跟历史上汽车行业的发展，包括供应链的发展不同的地方。从前汽车行业的发展都是在每一个国家单独发展起来的，甚至很多整车厂有自己的零部件厂和供应链体系，随着全球化，大家把这些零部件公司剥离出来，合纵连横，逐渐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全球大市场。

但是汽车往电动化和智能化过渡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是接近统一的大市场，这个时候对零部件企业的供应链公司来说，某种程度上竞争更残酷，但是未来的机会可能也会更大。汽车向智能化过渡，还处于行业发展不够成熟的阶段，当然，特斯拉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已经更早地实现了在应用层面，比如辅助驾驶这样的功能，而其他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产业链，目前从竞争的态势来看，属于一超多强，特斯拉遥遥领先，传统的车厂和新生势力在智能驾驶方面还有巨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功能机向智能机过渡的时候，这种差距就显得更大。因为那时候苹果创造了一个生态，开创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但是有安卓这样公共的基础操作系统。而汽车向智能化过渡过程中，产业界还不能提供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过程处于竞争更早期的阶段，处于百舸争流的过程中。也就是短期之内，特斯拉的优势显得特别突出的阶段。下一步要看产业链怎么去解决自动驾驶软件、操作系统方面的问题，这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产业链还不够成熟的，另一个角度也意味着赢家还没有出来，还有许多的供应商需要慢慢切入，发展自己的机会。从供应链和整车的角度看，坦率地说，整车现在只有一家企业做好了准备，就是特斯拉。

《红周刊》：如果说这家企业现在正在犯错的当下，你是会选择怎么做出选择？当前您会选择做容错还是做卖出，是怎么判断的呢？

邓晓峰：有一些最后没有成为伟大的企业，我们之前卖出了，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很多时候投资需要有钝感力，最后这些企业都走过了危机，还能够发展得很好。它不是按照你想象的途径发展的，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如果我们根据季度的竞争、短期的不利的影响，对企业做出一些草率的判断，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容错”的，某种程度上，投资者需要克服这个心态。

《红周刊》：您一直看好创新企业，并认为价值投资和创新并不冲突，但创新市场变化较快，未来5年可能就会变换一批头部公司，您怎么看巴菲特讲的“一生能找到10个机会就会成功”？

邓晓峰：我也很同意巴菲特所说的“一生能找到10个机会就会成功” ，但是这10个机会可能是从1000个投资机会选出来的。这10个机会一定是创造了持续的、巨大的增长和价值的增量，然后才带来了成功。

但寻找的过程是一个努力的过程，有句话叫“功夫在事外”，这些机会在找到之前，需要前期做很多的准备和铺垫。

当然随着整个资本市场进化，参与者也会不断去学习，例如，对某些看好的行业提前布局。投资者怎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去获得未来的超额回报机会，是很有挑战的问题。

例如，如果市场效率比较高，可能比较容易得到的机会就会比较难找，往往需要在一些产业发生重大的变化和价值转移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出来，或者当新的产业本身在未来会创造巨大的价值增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这里面去做选择，找到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的概率更大。本质上我们希望能够，第一跟上我们社会发展的变迁。第二，能够找到变迁里面成功的赢家。这两点结合起来，寻找新兴行业方面未来能够不断创造超额回报的公司。

另一方面，为什么说价值投资和新兴行业本身上是不矛盾，我自己理解的价值投资是基于基本面的企业创造价值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往前看的过程，企业未来的增长本来就是企业价值的一部分。尤其是往前看，社会、经济发生变迁的时候，它往往会更重要。要知道很多行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甚至有衰退期、死亡期，这个时候表面的低估不一定意味着便宜，是因为你过去的商业模式不可行，过去的盈利的模型也会变得不可信，这里面本质上是世界在变化，经济在变化。因此，我们是需要往前看，未来的现金流，未来的价值的回报，能够变成我们企业本身价值的重大部分甚至主要部分。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